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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的最初版本已无法考证,只能推断为部分人基于各种目的将体现游说策士的政治主张、斗争策略的论辩及游说辞令记载收集起来,让纵横家们复杂的思想内容和敷张扬厉的说辞流传于世。这一过程中最早的编者可能基于当时的一些重要史实和游说谈资为基础,有意无意甚至可能很随意的改窜增删,并夹杂了不少拟作。这降低了原书的史学价值,却提升了文学价值。[53]
到汉朝时,诸子百家的典籍折损很大,特别是经历了战国时的真伪纷争、秦时的几近灭顶,已经混乱驳杂、真伪难辨,于是“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孝武帝时,则“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而到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在这般背景下,书籍的创作、流传和整理工作便会难度加大,伪作频出,更兼有其它乱象,需要仔细辨别。到汉成帝时,各种书籍的藏本数量大增,便需要有声望的饱学之士承担整理工作。刘向属宗室,又是当时公认的名家大儒,便顺理成章地承担了典籍的整理工作。《战国策》便是在古书典籍大规模整合的境况下出世,刘向在每一部书校对完成,便会梳理内容大意和篇目上奏,后称《刘向别录》,其中《战国策叙》记录了《战国策》整理成书的过程“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换言之,成书之前的《战国策》是大量内容错乱、互相重复甚至冲突的档案资料,而且原始资料书号不一,编纂的方式也不相同。刘向做了细致复杂的编纂工作后,编成《战国策》一书的最初版本。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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